<h1>近代文人手札

文人大都身居官位，接受较好教育，他们的信函墨迹，虽然有可能篇幅不宽，甚至仅有片言只语，但书法底蕴广泛很深，内容也往往具备文献价值。信函书札都是“孤品”，不仅包括着史料、艺术、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亦不可或缺，而且内容可信度很高，比较书画作品而言，赝品也较较少，故历年来受到人们推崇。

　　文人书简虽为短章，在展现出历史细节，显露出文人性情方面却尽有其独有优势。　　(一)　　书简虽小道，其间表明的文化意义和人格魅力却不容极强。周作人于1929年8月曾致刘大白一信，事牵涉上世纪20年代末北平大学区风潮。发生于1928年至1929年的北平大学区风潮，是一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起的学界镇压运动。

当时南京政府打算实施大学院及大学区制，其中一项计划即意欲将北大、北师大等北平国立九校拆分改名为中华大学，由李石曾兼任校长。这项计划进程简单，牵涉到各校有所不同利益及教育经费的分配，很多学生回应赞成，北大等校争相积极开展复校独立运动。当时周作人已是著名教授，分别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及女子学院任课，不受学生委托，向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但却未曾诛过面的刘大白写信给，请求其向教育部长蒋梦麟谏言，使风潮早日解决问题。周作人指出，北平九校拆分虽有其一定道理，“唯各校各有其历史，容易融合，且多与李石曾先生有意见，曾广受赞成，现在大学已暂停，欲有非并存不能之势。

”故独立国家“于理并不甚悖”。现既已表示同意北大、北师大独立国家，其他各校将“以九校一律平等为口实”，不致“有许多宣言抗议等将纷援”，因此“大可早已不准和平，省去好些纠纷”。

周作人的信虽然不一定能起什么实际效用，但却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时局注目，意欲利用自己社会影响力协助学生，尽其所能的优良传统。《十杨家解救逮捕学生函稿》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

抗战胜利旋即，内战全面愈演愈烈，物价上涨，经济瓦解，教育经费相当严重短缺，人民陷于空前灾难之中。“反饥饿、反内战、反打压”沦为不能挡住的历史潮流，全国各地学生陆续举办学潮并游行示威，当局则展开弹压。1947年6月，为解救上海各校逮捕学生，由陈敬第(叔通)、张元济出面，草拟了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警察局局长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的函稿，回应学潮“为尽人所同情”，敦促市府“以静持之，再行将逮捕之学生速行获释，由学校自与教诲;其敦促无悖于理者，亦予虚衷接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

函稿由唐文治领衔，陈敬第、张元济、张乾若、李拔可、陈仲恕、叶揆初、钱自严、项兰生、胡藩青等十人亲笔签名，递送市府。难能可贵的是，上图珍藏的这份函稿保有了从草稿开始，几经第一稿、第二稿以后最后定稿等全部过程，构成痕迹历历可辨，其间陈叔通、张元济等发起人心思绵密，既要有鉴于老人的影响向政府施予一定的压力，一切从事件圆满解决处著手，而又需时时处处为签名者安全性坚信，无法出有半点车祸，胆气之凛然，行事之慎重，经验之老到，令人感佩。

　　(二)　　研究历史往往不会遇到很多疑惑，有些事件的内幕若隐若现，关系错综复杂，细节模糊不清，令其探究者大有陷于“山重水复”之困境;而随着当事人往来书信的找到透露，真凶水落石出，这时往往不会有“柳暗花明”的感觉。林纾、高凤谦、汪康年之间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通信透露就是生动一例。1899年春，林纾和王寿昌分别以“冻红生”和“晓斋主人”的笔名合作翻译成，由魏瀚出资，请求当时福州最知名的书坊主人兼任雕版良工吴玉田原稿，发售了法国小仲马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由此冲破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

但确实让这部书风行全国的，是同年夏天，上海报人汪康年取得小说版权的出让，很快发售“素虚书屋”版铅印本，并利用手中的报刊版面普遍宣传，是书由此复广为人知，“冻红生”的现实身份也被揭露，近代文学史上才以求问世“林译小说”这一专有名词。其间内情极为简单，堪称一波三折，诸如福州吴玉田本雕版印刷所花费的成本、高凤谦中介《茶花女》译本版权出让的内幕、林纾对汪康年“重价购取”宣传的反感、“素虚书屋”版《茶花女》出版发行的大体时间和印数等等内情的考据揭露，皆造就上图所藏“汪康年师友书札”的出版发行透露。其中，林琴南(即林纾)致函汪康年，声明“不受酬资”的“礼貌抗议”虽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也因突显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心态而极具意义。在稿酬制度经常出现初期，社会对它的观点仍不受传统观念支配，为报馆书局撰稿取酬仍被视作文人耻辱，不是迫使饥寒，较少有人尼克为。

林琴南等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本怡情之为，非赚之荐，而《昌言报》刊出“表白”，称之为本报系用“重价购取”出版发行此书，当然引发林的反感，指出有损他的清誉，欲致函汪康年，声明不愿行贿酬资，要其修正此事，并转身高凤谦也写信给敦促。汪不得已只好从命，在报刊登“梁译者低义，不受酬资”的“表白”。而仅时隔数年，林琴南就以十分坦诚的心态与商务印书馆签定了千字六元的稿酬合约，其间，文人随时代发展而变迁的心路历程耐人寻味。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明确细节的生动例子。

在近代作家中，周作人意味著称得上上是笔名多样的一位，他自己也否认：“我的别称觉得也过于多了。”其中，“寿遐”一名是大家所熟悉的，源出《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和本名“不作人”的族一典。

后来，周作人将“寿遐”不易为“遐寿”，并仍然为其所延用。历年来资料均可知这一更名缘由。此次展览的1950年周作人入狱后给康嗣群写出的一封信中正好所述此事：“笔名前用寿遐，将近由方纪生托陆和九刻一印，乃误为遐寿，方君拟请其重刻，但实在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乏兴趣，绝佳刻好，故宁改字以从之也。”只不过，中国本有“龟鹤遐寿”的成语，陆和九误刻很有可能即因此，而周作人当时的处境也不容他过于较真，故将错就错了之，成就了一则印坛轶事，亦为一有意思的文坛掌故。

　　(三)　　朋友通信经常因关系密切而互通心声，倾吐肺腑，这就为人们最近距离地认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态获取了有可能。这里试举一例。

大家告诉陈望道先生毕生专门从事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修辞学发凡》，至今仍是各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读书。这本书由上海大江书铺于1932年分上下册出版发行，全书12篇，提到著作大约250部，单篇论文大约170篇，文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拓展了修辞学研究的新境界，被学界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

陈望道先生文学创作此书抱着有宏伟志愿，故刻苦读书，专研数年，奢望极深，他于1924年6月在寄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向朋友倾吐了他的激情：“将近编《修辞学发凡》，用功甚诚，不免彻夜不眠;大白攻研‘文学史’，亦是如此。我们两人都抱着奢望，一思证明新文学并非是江湖卖浆者东流的市语，所有美质实与原有文学相迩而能跨上了一步;一思证明新的文学系原有文学衰颓后的新兴精神。前者是我底愚诚，后者是大白底愿景。

我们两人，都是发誓不做到文言文，甘愿不受人说道是必经文言文的人;此次工作，就是想要车站在自己的立脚地上，再行特文言文以一拳或一锤，否亦如博浪沙中虚费精神，则所计。”字里行间，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甘为创立新文化奉献的精神清晰可见，而这种赤忱坦率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大约是难得的，这也正是私人手札的魅力所在。　　不谋而合，徐悲鸿在新中国建国初和陈从周的几封手札也展现其画家本色。

陈从周是诗人徐志摩的表弟，自小就对表兄十分倾心，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坠毁不幸遇难，他在悲伤之余立功为其写传的宏愿。经过十多年辛勤搜集打算，于1949年9月间再行已完成年谱初稿，欲以私人刊行的形式在上海问世。当时正值政权更迭，社会巨变，而徐志摩又正是被抨击的“资产阶级诗人”，出版发行这样一本书委实不合时宜。

故当陈从周寄书给徐悲鸿并征询否可以月出版发行时，徐悲鸿迅速写信给，对他专门从事徐志摩年谱一书的文学创作直率回应不赞同：“志摩年谱鄙意出版发行后青睐者惧不甚多，盍用精力专门从事其他工作乎?……我与志摩结识在1922德国柏林，过从并不契，我们对于美术观点亦不完全一致(他主张时髦的形式主义)。”(1949年10月21日)文字之间，既有对当下时局的精神状态做到，然也难说没以往个人纠葛之影响，回忆起当年两人之间有关“妄”与“不惑”的那场争辩，不已东条英机。徐悲鸿对张大千在画艺上的造诣喜爱而敬佩，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大千因故逗留境外，他的重返也仍然沦为徐悲鸿的心事，并为之多方希望，设想周详。

在致陈从周的信中他多次谈到此事，对张大千重返大陆的殷殷盼望之情也显露出无不：“大千先生寄居印度恐系无可如何。我们期望他来北京与我们某种程度生活，若照他以往之奢华情况则不有可能矣。

如通函希为致词。”(1949年10月21日)“大千先生回国之事，我与同人均在商谈，因为既归之后难再出有，必需计划慎重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尽效，以是如期。”(1951年1月12日)“我已月作书致大千先生，邀请之来京，想能出事实。”(1951年2月26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大千最后没能归国，但我们从这片言只语中确能感觉徐悲鸿昔日所赞“五百年来众多千”之真情。

　　人们在公开发表行文时常常不会说道些言不由衷的门面话，意味着以此去推断一个人的现实点子并不可信，如果能融合他的私人通信来辨别往往更加靠谱。这方面，不经意间的私情流露出有可能更加能显现出一个人的现实本性。

比如很多文人都当过官从过政，也的确有不少人因此而出了一个圆润的政客，但这并不等于说道这些人都是政客，不少人骨子里流过的还是文人的血液。文人与政客的仅次于区别，在于他的主要兴趣和挂念一直在学术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其不时会参予政治，甚至有时可能会陷得很深，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依然不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原点，学术才是他的确实扎根之处，他的生命所在。1948至1949年间，正是国共激战白热化，政权将要更迭的十分之际，很多政客都惶惶不安，处心积虑地为自己打算后路。

而兼任过国民政府高官的胡适，此时却醉心于《水经注》的研究，几次从北京来上海，到合众图书馆查询有关图书资料。这期间，他编写的有关学术论文就有六篇之多，就《水经注》的版本问题和徐森玉、顾廷龙、陈垣等人的通信也有四万八千余字。当时远在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找到了《水经注疏证》的稿本(钞本)，胡适因此而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向主持人合众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通报这“绝妙的喜信”，并拒绝阅览或借抄一部。

似乎，这时的胡适才是真情流露的他，其文人本色在这十分时刻显露出无不。　　(四)　　文人手札，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信札诗柬、公函电文、便条名片等等;书体也是各擅胜场，牵涉到真为、草、篆、隶，堪称诸体俱备;其内容堪称丰富多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无所不包;至于家庭训语、恋人情书乃至文人之间的牢骚讽语，也是手札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省视喜爱这些书札，完全都沿用着中国传统手札的形式：笺纸古朴，毛笔书写，整段、结尾，思辨、遣句，表音、抒情，不越传统藩篱，字迹绚丽多姿、张弛得当，语言博雅圆融、逻辑文采，字里行间透着学者的学识才情，片言只语洋溢着文人的精神风尚。转入民国以后，文人手札有了较小变化，仅有从外观式样上来看：文字，从文言到半文半白再行到基本白话，变化痕迹明晰轮廓;书写，从毛笔到钢笔，基本各半;纸条，从中式白条封的一统天下到普通西式封的广泛用于，潮流展现;邮路，从驿站、邮局、民信局的三分天下到邮局的一统江湖，趋势已不可逆转。

至于信纸，晚清文人之间通信还广泛用于各式花笺，民国期间已不拘一格，就是用于笺纸，也表明出有独特的时代痕迹，本书收录于的王蘧常致仲诰信，笺纸图案自由选择的就是电影女明星的照片，二十年间变化堪称极大。还有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明信片的用于。明信片这一邮政载体发明者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将近10年，这一精致简单的通信用品就已起源于中国。清末民初，明信片已沦为文人雅士、达官显贵的爱好。

当时把邮寄行贿明信片，尤其是旅游、求学途中邮寄印上异地民俗风光的风景明信片视作一种时尚，蔚然成风，涵括朋友问候、互通信息、报告下落、喜结社团、告知故交、倾吐胸臆、通告大事等等，明信片都是一种极快简单的联络方式，因此，它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特一页，而与许多最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结有关系;明信片本身也因其所蕴藏的非常丰富历史信息而沦为风行世界的收藏品。明信片上的信息具备反感的真实感和绝佳的文献价值，它们有的揭露了信主过去较少为人知的生活另一面，有的缺失了过去文献中的错误史实，有的则获取了以往未曾找到过的新鲜史料，因而备受各界的推崇。本书收录于有实相赠明信片数枚，既有清朝和民国官方发售的邮资明信片，也有民国期间机构或私人发售的风景和贺年明信片，稍作装饰，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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